元代蒙古人是如何统治汉人的

时间:2019-01-12 08:54作者:科技中国来源:未知

       

蒙古统治者在北方建立了税粮制度,

但是在南方基本沿用南宋旧制,

以减轻改朝换代的震动。

《剑桥中国史》说:

“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。”

对元代蒙古人的统治,汉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。

一种当然是说蒙古人的统治非常严酷。除了征服过程中的屠城和残杀之外,王朝建立之后,蒙古人也以专注聚敛闻名。元世祖时期,先后重用阿合马、卢世荣、桑哥三人敛财,这三个人在历史上都留下了“暴敛无艺”的骂名。

但是也有大量相反的记载。元末明初的江南士人叶子奇在《草木子》中虽然抱怨元代文人的政治地位低下,但是也说:元朝自世祖之后,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,轻刑薄赋,兵革罕用,生者有养,死者有葬,行旅万里,宿泊如家,诚所谓盛也矣。简直把大元描述成空前的盛世。对元朝的统治,他认为是“深仁累泽,浃于元元”。

叶子奇入明之后境遇并不太好,他不为朱元璋所喜,没做太大的官,还入了狱,所以他的记载到底是否真实我们可以存疑。但是,有一些对元朝统治持仇恨态度的明朝人,居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。比如万历初年江南人范濂虽然咒骂元朝是“以貊道治天下”,也就是以蛮夷之法治天下,但是他比较元、明两代松江府的田赋情况,结论却是“元入中国……赋虽轻,不足法也”,说明元朝赋税较明代为轻。

连朱元璋都说:“元本胡人,起自沙漠,一旦据有中国,混一海内。(元)建国之初,辅弼之臣,率皆贤达,进用者又皆君子,是以政治翕然可观。”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

原因有两点:一是蒙古人虽然一心想榨取钱财,无如蒙古人天性简单,虽然元朝因为多方用兵以及皇帝大方滥赏等原因,财政一直困难,但是想到的主要办法是滥发纸币,对百姓的剥削尚未到穷形极相的程度。

另一个更关键的是元代的南北分治政策。在蒙古征服过程中,南人因为被征服最晚,所以政治地位最低。然而与此同时,蒙古人对中国南方的统治却远比北方宽松。蒙古人在各地的统治方式是不同的。所谓“因俗而治”。高丽(朝鲜半岛历史政权)虽设行省,却交由高丽王室治理,吐蕃则由帝师进行政教合一的统治,云南大理则仍由段氏家族治理。

另外,元代在中国南北采取不同的税收方式。蒙古统治者在北方建立了税粮制度,但是在南方基本沿用南宋旧制,以减轻改朝换代的震动。《剑桥中国史》说:“南方人所交税也比北方少很多。”元朝“对居住在苏、松、杭、嘉、湖地区的江南大族,更采取了异乎寻常的‘宽疏’政策,对他们充分利用、保护”。

因此自灭宋之后,至红巾军起义之前的70余年中,江南社会稳定,人口密集,经济发达。因此南人虽然政治地位低下,实际上却比北方有一种优越感:“南北之士,亦自町畦以相訾甚,若晋之与秦,不可与同中国。

元朝疆域图

由于元朝“法网疏漏,征税极微”,汉族大户拥有自己的田产和奴仆,过着安适的富贵生活,甚至被人称作“野皇帝”。汉文化对服饰有着严格的规定,各种社会阶层之间不得逾制。但是元代虽有服饰之制,执行并不严格。“所在士民,靡丽相尚,尊卑混淆”。这般逍遥一方、“僭拟逾制”的生活状态,在礼法森严的宋朝或者明朝,是无法达到的。

相反,明朝建立之后,江南很多地方赋税却陡然加重。比如苏松地区,明中叶时叶盛在其《水东日记》中说:“苏州在元粮三十六万,张士诚氏百万,今二百七十余万矣。”

不仅苏松如此,江西南昌、瑞州、袁州三府,以及甘肃庆阳宁州一带,河南怀庆府、湖广洞庭一带,到了明代,赋税都突然加重数倍。原因很简单,这些地方都曾经顽强抵抗朱元璋的征讨。比如元末明初江西南昌、瑞州、袁州三府属于陈友谅占领区,宁州属于李思齐占领区,都曾在元末明初顽固对抗过朱元璋,元末扩廓帖木儿在河南怀庆府抗拒明师,明代湖广洞庭湖周边的一些州县在元末也属陈友谅占领区,并支持陈友谅抵抗朱元璋,所以这些地区在明代都遭受了加重科征的惩罚。因此有人在明初时怀念前朝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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